河南省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实证评价

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正是以此为出发点笔者通过对＂十一五＂以来河南省的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与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河南省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农民收入不断提高,但同城镇差距较大;城市间消费水平差异也较大,服务业总量偏小,城乡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应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建设中原城市群,扩大城市规模。     

高校植物园式生态环境建设探讨——以浙江农林大学为例

以校园和植物园“二园合一”思想为主题,以文化生态和学术生态为核心,植物园式生态环境建设为辅,从而优化高校整体生态环境,努力构建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态校园。     

中国分城镇乡村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探析

利用人口普查和人口调查资料,通过生命表的Logit模型估计了2009年全国城镇乡村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给出了部分普查年份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预期寿命。分析了近30年来中国平均预期寿命的变化特点,并同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其结果可反映中国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趋势,对未来人口发展预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有效性分析——以纯电动汽车为例

从减排成本有效性的角度,研究了纯电动汽车的碳排放和减排成本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对纯电动汽车减排成本的关键影响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纯电动汽车的减排成本较高,在万元每吨数量级上;纯电动汽车的减排成本随着其电池容量的加大而增加;减排成本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有较大的下降潜力;当电池成本下降到2000元/kW·h以下或汽油价格高于11元/L时,纯电动汽车可以实现减排成本为负,此时发展纯电动汽车是极具竞争力的减排手段。     

城镇化一定能促进寿险业发展吗?——基于人类发展指数的异质性分析

文章基于未来50年全球城镇化人口增长中95%将来自发展中国家而由此存在巨大人力资本风险保障需求的分析背景,根据Campbell(1980)经典寿险需求的扩展模型,区分了两类不同模式的城镇化类型——提供配套设施等的Ⅰ型城镇化和仅转移人口而无配套设施等的Ⅱ型城镇化,利用151个国家1990-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只有促进人的发展的Ⅰ型城镇化才能促进寿险需求的核心假设.研究表明:(1)在全球水平上城镇化对寿险深度的促进作用为2.3%;(2)促进人的发展的Ⅰ型城镇化对寿险深度的提高作用比未能促进人的发展的Ⅱ型城镇化高出31.2%,后者对寿险深度的影响甚至为负;(3)中介机制检验证实,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推动寿险业发展;(4)寿险业在城镇化过程的增长呈现S形规律,存在一个加速发展的黄金阶段.基于文章的研究结论,建议发展中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加大人力资本的开发力度,同时把握寿险业发展的黄金时机,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本风险保障.     

基于门限自回归模型的合肥高新区生命周期研究

本文将生命周期理论引入高新区经济发展研究中,通过定量方法评价其生命周期,运用门限自回归模型方法对合肥高新区1991—2008年经济综合指标增长进行研究,识别和检验高新区生命周期呈现的基本特征,并通过三区制门限自回归模型描述高新区经济周期波动,为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全面提升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决策参考。     

知识共享与项目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回顾国内外项目管理理论与知识共享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建筑施工企业的项目管理为实例,分析了项目生命周期阶段对知识共享活动与项目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模型,并对25家建筑施工企业从事项目管理及相关工作的750名人员进行实证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项目生命周期阶段的调节作用下,知识共享对项目绩效具有积极的作用。企业如果在项目规划阶段就积极开展知识共享,比在项目施工阶段开展会对项目起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群演化与生命周期研究述评

国内外学者关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研究讨论了产业集群成长的周期性波动,描绘了产业集群从低级到高级演化的过程,多是从连续性的演化发展着手,忽视了其演化路径的中断和逆转。我国产业集群处于形成阶段和成长早期,应根据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制定针对性政策,防止集群衰落。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visiting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A long tradition in economics explor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quality of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literatur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ch institutions and happiness is, however, rather limited, and inconclusive. In this paper, we revisit the findings from recent cross-country studies on the institution–happiness association.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ir conclusions are qualitatively rather insensitive to the specific measure of ‘happiness’ used, whil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differ among poor and rich countries. Separat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stitutional quality, we find tha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effects of economic–judicial institutions on happiness dominate thos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while analyses restricted to middle-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show strong support for an additional beneficial effect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ur results bear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hat we discuss in the concluding section of the paper.     

中国文人对园林意境设计的影响分析——以苏州园林为例

中国园林有皇家园林和文人园林两条发展脉络,苏州园林集中体现了文人园林中文人的文学修养、生活方式以及态度、思想对园林意境设计的影响。其命名受文人对自然与美学意境的追求的影响而极具文学、绘画的美学意境;其整体设计受到文人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影响,用＂以人为本＂作为为园林的意境设计指导思想;园林的整体意境受文人思想影响着重于显而不露、意境无穷;园林植物的种植亦强调其所表达的意境。